Guidelines for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of heart diseases

the Drafting Group of the “Guidelines for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of Heart Diseases” by the Muscle and Skeleto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ssociatio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Department of Long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Medical & Pharmaceutical Journal ›› 2024, Vol. 45 ›› Issue (17) : 15-28.

PDF(1438 KB)
PDF(1438 KB)
Shanghai Medical & Pharmaceutical Journal ›› 2024, Vol. 45 ›› Issue (17) : 15-28.
GUIDELINES & CONSENSUSES

Guidelines for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of heart diseases

Author information +
History +

Abstrac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worldwide. The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heart disease is a major clinical challeng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is disease, but currently there is no integrated rehabilitation plan for heart disease in China. The Muscle and Skeleto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ssociation has organized experts in relevant fields to combine relevant clinical guidelines in recent years and developed “Guidelines for Integra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of Heart Diseases” after repeated discussions with experts in related fields, aiming to guide and standardize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of heart diseases.

Key words

heart diseases / rehabilitation /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 clinical guideline

Cite this article

Download Citations
the Drafting Group of the “Guidelines for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of Heart Diseases” by the Muscle and Skeleto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ssociatio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Department of Long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delines for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of heart diseases[J]. Shanghai Medical & Pharmaceutical Journal, 2024, 45(17): 15-28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全球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因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人数由1990年的1 210万人持续增加到2019年的1 860万人,年死亡人数增多趋势明显[1]。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概要》[2]和《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3],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已达到3.3亿人,其中排名前三的疾病分别为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心力衰竭,且有患者年轻化的趋势;同时,因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也逐年增多,2022年时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占总死亡人数的44.26%和46.74%。在医疗费用方面,我国2022年因心血管疾病而住院治疗的出院总患者数约为1 434.88万人次,占当年所有病种的7.5%,住院总费用合计达1 773.38亿元,给患者个人和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强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康复干预是临床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中医药对心脏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历史悠久。心脏疾病的中医病名由轻到重主要有“心悸”“心病”“心痹”“真心痛”“厥心痛”“心水”“心厥”等。《灵枢·经脉》曰:“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是动则胸胁支满,心中大动。”此处的“心中大动”即是对西医学心律失常临床表现的具体描述。《素问·脏气法时论》曰:“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这描述了冠心病的疼痛部位及临床表现。《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曰:“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此处的描述与心力衰竭的临床表现相符。《灵枢·厥病篇》曰:“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这是在说心脏疾病预后不良。在治则治法上,先秦时期以针刺“调和营卫”,同时以导引疗法、食疗、情志疗法进行治疗。汉朝张仲景认为心脏疾病的病机为“阳微阴弦”,并创建了乌头赤石脂丸、肉桂生姜枳实汤、瓜蒌薤白半夏汤等流传至今的方剂。隋唐时期,在心脏疾病治疗方面,导引疗法、方药、针灸疗法、药浴并存。明清时期,心脏疾病治则主要以活血化瘀、行气开郁为主,多使用酸枣仁汤、朱砂安神丸等治疗。由上可见,中医药对于心脏疾病的病因病机认识和治则治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不同的特色。时至今日,中医药在心脏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心脏康复(cardiac rehabilitation)融合了心血管医学、运动医学、营养医学、身心医学和行为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对符合适应证的心脏疾病患者进行药物、运动、营养、心理和危险因素的评估与干预,旨在使患者恢复力量和提高运动耐力,为重返工作岗位或恢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做准备,减少疾病症状(如胸痛、呼吸急促),减少心血管危险因素,并通过预防心脏疾病恶化和危及生命事件(如心脏病发作)的发生来帮助患者延长寿命[4-5]。因此,心脏康复涉及患者本人及其家属、临床医生、康复治疗师和营养学家等,而在心血管疾病的急性期、恢复期、维持期和整个生命过程中予以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综合医疗服务,是对心脏疾病患者进行全程管理和健康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6]。目前,国内外均主张对心脏疾病患者进行分期康复,其中Ⅰ期康复(院内临床治疗阶段康复)主要是促进患者功能恢复,改善其心理和生理状态;Ⅱ期康复(院外早期或门诊康复)旨在促进患者的独立性和生活方式改变,使患者为重返家中生活做好准备;Ⅲ期康复(社区和家庭康复)旨在鼓励患者保持积极的生活方式并进行持续的锻炼。心脏康复的主要适应证及其运动处方禁忌证见表1
表1 心脏康复的主要适应证及其运动处方禁忌证
主要适应证 运动处方禁忌证
近期心肌梗死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慢性稳定型心绞痛
充血性心力衰竭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后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后
瓣膜手术后
心脏移植手术后
不稳定型心绞痛
急性失代偿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复杂性室性心律失常
严重肺动脉高压(右心室收缩压>60 mmHg)
心脏腔室内血栓
近期血栓性静脉炎(伴或不伴肺栓塞)
严重梗阻性心肌病
严重或有症状的主动脉瓣狭窄
不受控制的心肌炎症或感染性病理改变
三度房室传导阻滞
急性心力衰竭或慢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
夹层动脉瘤
急性心肌炎或心包炎
有任何妨碍充分参与运动的肌肉骨骼疾病者
作为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心脏康复的萌芽起源于100多年前[7-8],其间积累了大量的心脏康复经验和数据,探索了不同的康复模式,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主要医学组织心血管疾病治疗指南的Ⅰ级推荐[9-10]。中医学古籍中虽没有心脏康复这一术语,但早在隋代《诸病源候论》里就记载了类似心脏康复的运动疗法“心脏病者,体有冷热。若冷,呼气出;若热,吹气出”,提出了呼吸对心脏病预防与康复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现代心脏康复传入我国。经过国内医生的不断探索,心脏康复在临床实践中已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先后制定了《心房颤动患者心脏康复中国专家共识》[11]、《冠心病心脏康复基层指南(2020年)》[12]、《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后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专家共识》[13],但现仍缺乏针对心脏康复的系统的中西医结合指南。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为充分发挥中医药传统康复疗法的优势,同时借鉴、吸收国内外心脏康复的优秀成果,上海市康复医学会肌肉骨骼中西医结合康复专业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心脏疾病中西医结合康复指南》,以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模式,为从事心脏康复的医生提供指导性意见。

1 康复评估

1.1 中医辨证评估

中医学古籍中并无心脏疾病这一术语,心脏疾病在中医学中属“心悸”“胸痹”“心衰”范畴。中医学理论认为心主血脉、心主藏神,认为该类疾病大多为本虚标实。本虚为气、血、阴、阳亏虚,导致阴阳失交、气血失和、心神失养;标实为气滞、寒凝、痰浊、瘀血、水饮等邪毒阻滞心脉[14-17]。我们结合临床实践并查阅相关研究文献[18-25],经充分论证后,确定了心脏康复的中医辨证评估,以实证和虚实夹杂证为主,分为气滞血瘀证、心脉瘀阻证、痰浊闭阻证、气虚血瘀证、气阴两虚证和心肾阳虚证。临床实践中,依据上述辨证评估进行随证加减。
1)气滞血瘀证
证机概要:肝气疏泄失常,气机瘀滞不畅,心脉不和。
症状:心胸憋闷胀满,心悸,时欲太息,每因情志不遂诱发或加重,嗳气则舒。
体征:面色黧黑,唇甲紫暗,皮肤可现瘀斑。
舌脉:舌质紫暗并可见紫点或紫斑,舌苔薄,脉弦涩。
2)心脉瘀阻证
证机概要:血行瘀滞,痹阻心阳,心脉运行不畅。
症状:心中悸动,胸部刺痛,痛有定处,甚则胸痛彻背、背痛彻心,有时伴有胸部憋闷,可因劳累、寒冷、暴怒加重。
体征:唇甲青紫,肌肤甲错。
舌脉:舌质紫暗有瘀斑,舌下络脉可见屈曲增粗,舌苔薄,脉弦涩。
3)痰浊闭阻证
证机概要:痰浊壅扼,胸阳不展,心脉痹阻,甚或郁久化火,扰乱心神不安。
症状:胸部憋闷沉重,心悸时发时止,痰多气短,肢体感沉重,阴雨天发作甚,伴有纳呆便溏、呕吐痰涎。
体征:形体多肥胖,喉间痰鸣,神情呆滞。
舌脉:舌体胖大,舌边有齿痕,舌苔浊腻或白滑,脉滑。
4)气虚血瘀证
证机概要:心气不足,血行无力,心脉瘀滞。
症状:心胸闷窒刺痛,动则加重,伴乏力短气、汗出心悸。
体征:四肢爪甲瘀斑或肌肤甲错。
舌脉:舌体胖大,舌质黯淡有瘀点,舌苔薄白,脉虚无力或弦细无力。
5)气阴两虚证
证机概要:心气不足,心阴亏耗,导致血行瘀滞。
症状:心胸隐隐作痛,气短乏力心悸,动则益甚,伴口渴咽干、自汗盗汗。
体征:面色潮红,声音低微,手足心热。
舌脉:舌体胖大,舌边有齿痕,舌质淡红,苔薄白,脉结代。
6)心肾阳虚证
证机概要:心肾阳气亏虚,水饮内停,痹阻气机,血行瘀滞。
症状:心悸而痛,胸胁痞满,渴不欲饮,伴神疲怯寒、四肢欠温或肿胀、呕吐痰涎。
体征:面色㿠白,口唇紫暗,四肢欠温,肢体肿胀。
舌脉:舌淡胖,边有齿痕,苔白滑,脉弦滑或沉细而滑。

1.2 病史评估

病史评估是心脏康复评估的基础内容,不仅能够了解患者心血管疾病的状态、心血管系统的结构及功能,还可了解患者全身各脏器的功能状态和既往患病、手术、外伤等影响康复疗法开展的各种因素。采用问诊、体检、生化检查、12导联心电图检查、心血管造影检查、动态心电图检查和动态血压监测等手段,评估患者的全身功能状态,包括生理和心理状态。

1.3 危险因素评估

我们根据《欧洲心脏病学会:2019年心血管疾病统计》[26],确定了90种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和健康行为,其中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为以下6种。
1)高血压
动脉血压水平与脑卒中或心肌梗死的风险呈线性关系[27]。在进行危险因素评估时,要询问患者的高血压病史及现服用的药物,应采用标准血压计测量患者站立位3 min和坐位1 min后的双上肢血压;判断高血压的成因,明确有无继发性高血压;判断靶器官损害程度及相关临床情况,以评估患者预后。根据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建议将所有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降低到(130~139)/(80~85)mmHg,并尽可能控制在该范围的较低值。
2)高血糖
糖尿病患者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健康人群的2倍[28]。在进行危险因素评估时,要询问患者既往是否有高血糖症,对确诊的糖尿病患者需要了解其血糖控制情况及所用药物,检测空腹血糖水平、糖化血红蛋白值、肝肾功能及尿微量蛋白值,检查眼底情况、四肢末端神经和毛细血管循环情况。对于既往无血糖水平升高患者,建议直接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值或进行糖耐量试验。糖尿病患者预防心血管疾病的糖化血红蛋白目标值为≤7%,进一步降低糖化血红蛋白的可能安全目标值为<6.5%,病程长的糖尿病患者达到这个目标值可能可降低微血管并发症的风险[29]
3)高血脂
在广泛的血浆血脂浓度范围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与心血管事件风险之间存在着强正相关性[30]。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每降低1%,心血管事件风险就减少1%[31]。对血脂异常患者进行评估时,要详细询问病史,以寻找可能导致血脂异常的原因,实验室检查项目应包括肝功能、甲状腺功能检查等。研究表明,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到<1.8 mmol/L(<70 mg/dL)与心血管事件复发风险较低相关[32]。因此,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控制在1.8 mmol/L(70 mg/dL)以下似是预防复发性心血管事件的合理目标值。
4)肥胖
肥胖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高度相关,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成正比[33]。对肥胖患者进行评估时要测量患者的身高、体质量、腰围等指标值,并计算体质量指数。成人体质量指数在24~27.9 kg/m²的为超重,提示需控制体质量;体质量指数≥28 kg/m²的为肥胖,应开始减重。此外,腰围被认为是评估向心性肥胖的重要指标,男性腰围≥102 cm、女性腰围≥88 cm是建议减重的阈值。通常应将体质量指数维持在18.5~23.9 kg/m²,同时腰围控制在男性≤90 cm、女性≤85 cm。
5)吸烟
吸烟与多种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相关[34]。要询问患者平日是否吸烟或每日吸烟数量。若患者不吸烟,评判是否在吸二手烟;若是戒烟患者,询问戒烟时间、是否复吸。
6)饮酒
酒精摄入与多种健康风险相关,男性酗酒者的缺血性心脏病死亡率较非酗酒者高65%,女性酗酒者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较非酗酒者高1倍以上[35]。要询问患者是否饮酒或饮酒的种类和数量,指导患者尽早戒酒。

1.4 营养评估

营养在心血管疾病的一级和二级预防中都起着核心作用,但直到最近食物才被视为一种治疗方法,而不是药物治疗的辅助手段[36]。不过,至今还没有针对心脏疾病患者的统一的饮食方案。在进行营养评估时,要根据患者的年龄和体质量指数考量其每日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宏观营养素的摄入量;需结合患者的病情、运动能力对其进行合理的膳食指导。

1.5 体适能评估

体适能评估是心脏康复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评估患者的身体功能,反映患者的整体身体状况。体适能评估方法分为器械法和徒手法两大类。在心脏康复中,体适能评估包括心肺适能、肌肉适能、柔韧性适能、平衡适能等评估项目,具体见表2
表2 心脏康复的体适能评估方法
评估
项目
器械法 徒手法
心肺
适能
心肺运动负荷试验、运动负荷心电图检查、运动心脏超声检查 2 min踏步试验、6 min步行试验、200 m快速步行试验
肌肉
适能
等速肌力测试 握力测试、起立-行走记时测试、30 s手臂屈曲试验、1 min仰卧起坐试验、爬楼梯试验
柔韧性适能 抓背试验、坐椅前伸试验、改良转体试验
平衡
适能
平衡测量仪检测 功能性前伸试验、单腿站立试验

1.6 运动能力评估

运动能力评估是心脏康复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为针对不同患者的病情制定个体化的康复方案提供依据,也能为康复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提供预警底线。在心脏康复中,常用的运动能力评估方法主要有心电图运动试验、心肺运动试验、6 min步行试验等。作为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师,要掌握各运动能力评估方法的适应证、禁忌证、终止试验指标和阳性评定标准。

1.6.1 心电图运动试验

心电图运动试验是在连续检测心电图的情况下,通过运动逐渐增加心脏负荷,使心肌细胞耗氧量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左心功能不全和心律失常的一种运动能力评估方法[37]。试验所用运动方案应根据患者的预期运动能力进行调整,以将运动时间限制在8~12 min。
适应证:用于心血管疾病诊断、心脏康复运动能力评估,患者病情稳定,无明显骨骼肌肉运动障碍表现,精神正常,交流无障碍,能够积极、主动地配合试验评估。
绝对禁忌证:①急性心肌梗死或不稳定型心绞痛发作2 d内;②高危的不稳定型心绞痛;③未得到控制的严重心律失常;④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⑤重度主动脉瓣狭窄;⑥未得到控制的有症状的失代偿性心力衰竭;⑦急性肺栓塞或肺梗死;⑧急性心肌炎或心包炎;⑨急性主动脉夹层分离;⑩患者不同意。
相对禁忌证:①左主冠状动脉狭窄或其他情况;②中至重度主动脉瓣狭窄;③快速性或缓慢性心律失常;④高度或完全房室传导阻滞;⑤肥厚性梗阻型心肌病;⑥近期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⑦精神异常,不能配合试验;⑧电解质异常;⑨血压>200/110 mmHg。
终止试验指标:①达到目标心率;②出现典型心绞痛;③出现呼吸困难、面色苍白、发绀、头晕、眼花、步态不稳、运动失调、跛行等症状和体征;④无病理性Q波导联ST段抬高>1.0 mV;⑤随着运动负荷增加,收缩压下降>10 mmHg;⑥ST段压低>1.0 mV并伴有胸闷症状;⑦持续室性心动过速或其他严重心律失常,包括二、三度房室传导阻滞;⑧新发束支传导阻滞且无法与室性心动过速相鉴别;⑨患者要求停止运动。
阳性评定标准:①运动诱发典型心绞痛;②运动中及活动后2 min,以R波为主的导联出现下垂型、水平型或缓慢上斜型的ST段改变,ST段下移≥0.1 mV,持续2 min以上;③运动中收缩压明显下降。

1.6.2 心肺运动试验

心肺运动试验是一种最大限度运动测试,能同时进行气体交换分析,对运动的生理反应和心肺功能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估[38]。心肺运动试验已越来越多地用于康复领域,包括健康状态评估、运动耐力评估、冠心病胸痛症状或类似症状的鉴别诊断、康复运动处方制定、外科手术危险性和预后评估等。
心肺运动试验在心脏康复评估中的适应证、禁忌证、终止试验指标与上述心电图运动试验基本相同。
心肺运动试验是心肺适能评估的金标准,其测量参数及其意义见表3
表3 心肺运动试验测量参数及其意义
参数 定义 参考值 意义
峰值耗氧量 指人体在极限运动时的最大耗氧能力,代表人体供氧能力的极限水平,实际中常以峰值摄氧量替代 低于预测值的84%被认为峰值摄氧量降低 表示患者的心肺功能储备和外周组织摄氧能力
无氧阈 指机体随着运动负荷的增加,有氧代谢不能满足全身组织的能量需求,组织必须通过无氧代谢提供更多能量,这时血乳酸水平开始升高、血pH开始下降,此刻的临界点被称为无氧阈 无氧阈的正常值>44%的峰值摄氧量 无氧阈以下的运动为有氧代谢,应据此制定运动处方
氧脉搏 由摄氧量除以同时间的心率得到,是心脏1次搏动输出血量所摄取的氧量 随着运动负荷增加,氧脉搏逐渐增加,并缓慢接近上限值8.5~11.0 mL/(min·W) 反映每搏输出量随运动负荷增加氧的时相性反应,对可疑心肌缺血具有诊断价值
呼吸交换率 是二氧化碳排出量与摄氧量的比值。随着运动负荷逐渐增加,当二氧化碳排出量超过摄氧量时,呼吸交换率增加 峰值呼吸交换率>1.1提示运动量已达到相当程度,但不是停止运动试验的指标值 呼吸交换率反映了患者在运动中的努力程度,峰值呼吸交换率≥1.1代表已非常尽力地进行了运动
二氧化碳通气当量 是每分钟通气量与二氧化碳排出量的比值,常根据运动试验中所有数据由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得到 二氧化碳通气当量的正常值为20~30,>34可作为心力衰竭患者高危的预测因子 二氧化碳通气当量代表肺通气与血流的匹配程度,反映肺通气效率
摄氧量与功率的关系 正常生理情况下,摄氧量与功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常用摄氧量增量与功率增量的比值表示 摄氧量增量与功率增量比值的正常值为8.4~11.0 mL/(min·W) 摄氧量增量与功率增量比值降低多提示氧输送功能障碍,可见于心脏、周围动脉、肺疾病和线粒体肌病患者。在心脏疾病患者中,较低的摄氧量增量与功率增量比值可能与心肌缺血相关且预示死亡风险增加

1.6.3 6 min步行试验

6 min步行试验是临床上检测患者心肺功能的常用方法之一,可评估步行过程中患者全身各系统全面、完整的反应,包括肺、心血管、体循环、外周循环、血液、神经肌肉单元和肌肉代谢[39]。6 min步行试验在心脏康复评估中的适应证、禁忌证、终止试验指标和试验结果的临床意义见表4
表4 6 min步行试验及其结果的临床意义
试验 内容
适应证 心力衰竭、肺动脉高压患者治疗前后比较;
心力衰竭、心血管疾病患者功能状态评估;
心力衰竭、肺动脉高压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和死亡风险预测
禁忌证 绝对禁忌证为不稳定型心绞痛或心肌梗死发作1个月内患者;
相对禁忌证为静息心率>120次/min、血压>180/100 mmHg患者
终止试验指标 胸痛;
不能耐受的呼吸困难;
下肢痉挛;
走路摇晃;
出虚汗;
面色苍白或灰白;
患者要求终止试验
结果的临床意义 Ⅰ级:<150 m,说明心肺功能差;
Ⅱ级:150~300 m,说明心肺功能一般偏差;
Ⅲ级:301~450 m,说明心肺功能一般偏好;
Ⅳ级:>450 m,说明心肺功能良好

1.7 精神心理评估

不良精神心理因素,如抑郁和焦虑,会对心脏康复产生不利影响,并成为改变患者行为的障碍。在进行精神心理评估时,要详细询问患者的睡眠和情绪变化情况,初步判断患者是否伴有心理疾病。对于初筛阳性的患者,建议采用专门的心脏疾病患者精神评估量表进行精神心理评估。我们推荐采用由患者自评的心脏焦虑问卷[40],问卷详况见表5,以总得分30分为阳性临界值[41]
表5 心脏焦虑问卷
序号 问题 答案(得分)
从不
(0分)
很少
(1分)
有时
(2分)
经常
(3分)
总是
(4分)
1 我注意到我的心跳
2 我避免体力消耗
3 那颗跳动的心在夜里唤醒了我
4 胸痛/不适让我醒来
5 我尽量放松一下
6 我检查我的脉搏
7 我避免锻炼或做体力劳动
8 我能感觉到我的心在我的胸口
9 我避免做那些让我心跳得更快的活动
10 如果检测结果正常,我仍然会担心我的心脏
11 我觉得在医院、医生或其他医疗机构的附近工作很安全
12 我避免做那些让我流汗的活动
13 我担心医生不相信我的症状是真的
当我有胸部不适或当我的心跳加快时:
14 我担心我可能会有心脏病发作
15 我一直专注于其他的事情
16 我吓坏了
17 我喜欢由医生去检查
18 我告诉我的家人或朋友

2 康复处方

为有效实施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应针对不同患者组建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治疗团队[42],通过团队成员(患者家属、外科医生、心脏病专家、物理治疗师、行为治疗师、营养学家、药剂师、护士等)的鼎立合作,以国外心脏康复方案为蓝本,将中医心脏康复内容糅合其中,以改善心脏疾病患者的心肺及全身功能,预防心脏疾病进展,防止再发心血管事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改善疾病预后。本指南中的心脏康复处方包括运动处方、作业处方、精神处方、营养处方、危险因素管理处方和中医处方。

2.1 运动处方

运动是心脏康复的核心内容,具有改善血管内皮功能[43],促进抗氧化、抗炎[44],延缓动脉硬化[45],减少心肌重塑[46],改善心肌缺血[47],降低血栓和猝死风险等作用[48]。在患者进行运动康复前,须先对患者进行严密的康复评估,并对每个患者进行心血管事件风险分层[本指南主要参考美国心血管和肺康复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ardiovascular an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AACVPR)的意见[49],详见表6]。现代心脏运动康复分为3期,即Ⅰ期康复(院内康复期)、Ⅱ期康复(门诊康复期)和Ⅲ期康复(社区、居家康复期),详见表7。一张完整的运动处方应由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柔韧性运动和平衡运动组成,各种运动相互关联。
表6 AACVPR的心血管事件风险分层
风险分层 内容
低风险 无明显左心室功能障碍(射血分数>50%);
无复杂性心律失常,无论是静息还是运动时;
单纯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
无充血性心力衰竭或体征/症状提示运动后缺血;
无复杂性心律失常、心绞痛等症状,包括运动试验中和运动后恢复期;
心脏功能容量≥7能量代谢当量
中风险 中度左心室功能不全(射血分数40%~49%);
中等强度运动时有心血管事件体征/症状,包括心绞痛(5~6.9能量代谢当量),或中等强度运动后恢复期出现心血管事件体征/症状;
心脏功能容量≤5能量代谢当量
高风险 严重左心室功能损害(射血分数<40%);
心脏骤停或猝死的幸存者;
静息或运动时出现复杂性室性心律失常;
心肌梗死或心脏手术并发心源性休克或充血性心力衰竭,或术后体征/症状提示缺血;
运动时血流动力学异常(尤其是随着负荷增加,出现心率变异或心跳无力现象)或收缩压下降,或运动后恢复期有反常的血流动力学反应(如严重的运动后低血压);
心血管事件症状/体征,包括低强度运动时出现心绞痛(<5能量代谢当量);
运动时ST段缺血性改变(压低>2 mm)
表7 心脏运动康复分期与目标
分期 时间 训练内容 适用患者 预期目标
Ⅰ期康复 于心血管事件或干预完成后不久,在住院环境中开始 首先评估患者的身体功能。治疗师和护士可从指导患者在床上或床边进行非剧烈运动开始,重点关注运动的范围和适应能力。康复治疗团队也可专注于训练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并教育患者不要有过度压力。鼓励患者保持相对休息状态,直到合并症或术后并发症治疗完成 过去8 h内无新发或再发胸痛,心肌损伤标志物(肌酸激酶同功酶和肌钙蛋白)水平没有进一步升高,无明显心力衰竭失代偿征兆(静息时呼吸困难伴肺部湿啰音),过去8 h内无新发严重心律失常或心电图改变 促进患者功能恢复,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帮助患者恢复体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出院时达到生活基本自理,避免卧床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缩短住院时间的同时,为Ⅱ期康复做好身心两方面的准备
Ⅱ期康复 于患者病情稳定并通过心脏病学检查后开始,通常持续3~6周,但有时可能持续达12周 第一步:热身运动。多采用低水平有氧运动或低强度拉伸运动,持续5~15 min。第二步:康复运动阶段,包括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柔韧性运动、平衡运动等各种运动方式的训练。其中,有氧运动是基础,抗阻运动、柔韧性运动是补充。第三步:放松运动。可是慢节奏有氧运动的延续或是柔韧性运动,根据患者病情轻重持续5~10 min 根据心血管事件风险分层,在心电图、血压监护下进行选择性的中等强度运动,推荐3个月内运动康复次数为每周3次或以上,3个月后需再次评估,并据此调整运动处方 在Ⅰ期康复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患者的身心状况,全面提高患者的体适能
Ⅲ期康复 于Ⅱ期康复结束后开始,一直持续下去 在Ⅱ期康复的基础上持续进行运动康复,同时控制日常生活中的危险因素,每2~6个月重新进行1次康复评估 受社区和家庭条件的限制,达到Ⅱ期康复目标且能脱离监护并掌握运动方法的患者才适合回到社区和家庭继续进行运动康复 促进生活方式改变,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防止复发

2.1.1 有氧运动处方

通过全身大肌群的周期性、动力性活动使心脏容量负荷增加,可改善心脏功能,提高运动耐量。有氧运动处方是国际心脏运动康复处方的基础。常用的有氧运动方式有慢跑、行走、骑自行车、做健身操、游泳,以及在器械上完成的行走、划船等。有氧运动强度为最大运动能力的40%~80%,最大运动下的自觉疲劳程度量表Borg评分[50]12~16分。每次运动20~60 min,每周运动3~5次[51]。常用的有氧运动强度评判方法见表8
表8 有氧运动强度评判方法
方法 依据 备注
无氧阈法 以无氧阈前1 min的心率或功率作为运动强度,或以无氧阈时心率的80%~100%为靶心率 无氧阈相当于最大摄氧量的60%左右,此水平是心脏运动康复的最佳运动强度
心率储备法 目标心率=(最大心率-静息心率)×运动强度+静息心率 临床上较为常用,不受药物因素的影响
峰值摄氧量法 通过心肺运动试验测得峰值摄氧量,取其40%~80%对应的心率、功率或能量代谢当量为有氧运动的合适强度 峰值摄氧量是心肺运动试验的首要测量指标值
自觉疲劳程度量表法 多采用Borg评分表,患者根据自觉疲劳程度打分,最轻6分,最重20分 通常建议患者在Borg评分12~16分范围内进行运动

2.1.2 抗阻运动处方

抗阻运动是指一系列中等负荷、持续、缓慢、大肌群、多次重复的克服外来阻力的训练,其具有增加心脏的压力负荷和心肌血流灌注、提高基础代谢率、改善运动耐力、刺激骨质形成、改善糖脂代谢等作用,常用方法有利用自身体质量进行的动作锻炼(如俯卧撑)、做健美操、举重、滑轮运动、哑铃运动、运动器械锻炼、弹力带或弹力管运动等。抗阻运动强度为中度疲劳程度(Borg评分11~13分)或从50%一次能够举起的最大质量(one-repetition maximum, 1RM)增加至60%~70% 1RM。每个肌肉群训练6~15次,每次间隔20~60 s,每周训练2~3次[52]
阻力负荷以患者最大力量的百分比规定,由估计的一次重复最大值决定。该负荷在30%~80%之间变化或基于患者在运动之中的疲劳程度来评判。抗阻运动处方主要是设计抗阻训练的负荷、重复抗阻训练的组数和次数,具体方法为:①通过某质量的实测可重复次数计算理论1RM值;②按照理论1RM的50%~75%计算训练的抗阻质量[12]

2.1.3 柔韧性运动处方

柔韧性运动能够保持躯干上、下部,颈部和臀部的灵活性和柔韧性,还有助于释放压力,降低受伤风险和肌肉僵硬程度,改善体型和肌肉平衡。柔韧性运动的重点是静态拉伸,尤其以下背部和大腿肌肉的拉伸为主。我们建议要每天进行柔韧性运动,但开始前应进行不少于5 min的有氧热身运动。运动时以缓慢、可控的方式缓慢拉伸颈部、躯干、四肢肌群等,每部分肌群拉伸3~5次,每次拉伸30~90 s,每周拉伸2~3次,训练强度以有牵拉感而不感觉疼痛为益[53]

2.1.4 平衡运动处方

平衡运动是指在不同的环境中维持身体平衡的运动,可以提高和恢复身体的平衡功能,减少跌倒风险及减轻跌倒的后果,并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平衡运动主要是重心保持训练,如在平衡杠中行走和通过平衡训练仪训练等。训练原则是从睁眼到闭眼,从双腿到单腿,从静态到动态,从容易到复杂;训练时间为每组每次6~8 min,每天3~5组,每周3 d。

2.2 作业处方

作业治疗可帮助患者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减轻疾病症状并预防并发症,降低疾病相关危险因素的影响,恢复工作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促进患者重返社会、重返工作岗位。作业处方可分为日常生活活动指导和特殊生活活动指导两部分。

2.2.1 日常生活活动指导

1)穿衣:准备好日常衣物并放于固定地方;穿衣时采取坐位;裤袜穿着时避免弯腰,应将一条腿置于另一条腿上,坐位穿裤至膝盖位置,再站立提拉裤子。
2)洗浴:使用冲凉椅或防滑凳坐位洗浴;衣物、毛巾等放于易获取位置;辅助洗浴工具要选用长柄的,以减少骨关节活动度;控制洗浴时间及温度,防止脱力。

2.2.2 特殊生活活动指导

1)驾驶汽车:患者病情稳定1个月后可尝试驾车活动,但要避免在承受压力或精神紧张的情况下驾驶。
2)乘坐飞机:心脏事件2周后,患者静息状态下无心脏疾病症状且对乘坐飞机无恐惧心理,可在家属陪同下乘飞机出行,但应带硝酸甘油备用。

2.3 精神处方

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跨度大,包括普通人的患病反应、患病行为异常及适应障碍、药物不良反应造成的精神症状、心脏疾病严重时出现的脑病表现等。因此,心血管康复治疗团队中有心理医生是非常可取的。精神处方分为非药物处方和药物处方两种,开具这类处方需要得到康复治疗团队中专业心理医生的指导。

2.3.1 非药物处方

非药物处方包括患者讨论小组,辅以个人访谈、健康教育、认知行为治疗、运动训练、正念冥想减压、生物反馈治疗等手段[54-55]

2.3.2 药物处方

药物处方包括安眠药和抗抑郁药,前者可以根据要求偶尔开具,后者在诊断为抑郁症、惊恐发作,以及有恐惧症症状和创伤后应激的情况下才能开具。抗抑郁药处方应与康复期之后的患者长期随访管理相结合。

2.4 营养处方

膳食营养是影响心血管疾病发病的主要因素之一。现有的证据显示,从膳食中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酸,以及蔬菜、水果摄入不足等,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而合理、科学的膳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56]。对于心脏疾病康复,本指南提供的营养处方见表9
表9 营养处方推荐
关键原则 举例 注意事项
充足的蛋白质对于防止肌肉流失至关重要 吃优质动植物蛋白,如瘦肉、鱼、乳制品和坚果等 老年人和肾病患者要减少蛋白质摄入量
吃高纤维食物,限制精制淀粉和糖类摄入 选择高纤维食物,如全麦面包和意大利面,包括非淀粉类蔬菜 控制份量并减少不利于改善血糖的总碳水化合物摄入
减少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酸摄入 减少肥肉、肉类食品和奶油等摄入,少吃含有黄油、起酥油的糕点
在整体饮食和健康需求的背景下考虑乳制品摄入量 过多摄入无益,300 g/d即可
鸡蛋是减少饱和脂肪摄入的健康膳食模式的组成部分 可能需要考虑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鸡蛋摄入量/膳食胆固醇摄入量
吃天然的富含不饱和脂肪的食物 坚果、种子、油性鱼、特级初榨橄榄油是传统地中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量食用蔬菜和水果 主要是根茎类蔬菜、绿叶蔬菜,如羽衣甘蓝、生菜、菠菜和十字花科蔬菜。应包括各种水果 理想情况下应食用新鲜或冷冻水果,除非只能获得罐头水果。注意总碳水化合物和游离糖含量,特别是对于血糖异常的患者
对于饮酒者,建议酒精摄入量为20~30 mL/d,每周1~2 d不饮酒。避免酗酒
采用全饮食方法,并根据患者个体的合并症和需求量身定制 蔬菜、水果、坚果、豆类、未精制谷物、适量海鲜和发酵乳制品是传统心脏保护膳食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辅以少量的红肉和加工肉类;以橄榄油作为主要烹饪用油 考虑降低总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特别是对于血糖异常患者,并用植物性蛋白质或脂肪替代

2.5 危险因素管理处方

对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饮酒等心脏疾病的危险因素,我们参考国外相关指南[49],汇总出心脏疾病危险因素控制目标范围,详情见表10。此外,完全戒烟也是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重要控制目标。
表10 心脏疾病危险因素控制目标范围
危险因素 控制目标范围
高血压 对于无其他疾病的高血压患者,血压<140/90 mmHg;若患者还存在肾脏疾病或糖尿病,血压应<130/80 mmHg
高血脂 ①对于心血管疾病风险高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2.6 mmol/L(100 mg/dL);对于心血管疾病风险极高的患者,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或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应<1.8 mmol/L(70 mg/dL)。
②甘油三酯<1.7 mmol/L(150 mg/dL)。
③对于心血管疾病风险高的患者,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3.3 mmol/L(130 mg/dL);对于心血管疾病风险极高的患者,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应<2.6 mmol/L(100 mg/dL)
高血糖 年轻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7%;老年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应<8%
肥胖 体质量指数维持在18.5~23.9 kg/m²,腰围控制在男性≤90 cm、女性≤85 cm
饮酒 每天酒精摄入量,男性不超过30 mL、女性不超过15 mL

2.6 中医康复处方

中医康复以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指导,在强调整体康复的同时,主张辨证康复,形成了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的中医康复疗法,能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全面康复起到重要作用。中医心脏康复包括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两部分。

2.6.1 中药方剂

心脏疾病种类繁多,临床实践中应辨证使用中药方剂。本指南推荐的中药方剂均来自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18]和相关的中医临床指南/专家共识,包括《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中医诊疗专家共识》[57]、《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中医诊疗指南》[58]、《急性心肌梗死中医临床诊疗指南》[59]、《慢性心力衰竭中医诊疗专家共识》[60]、《慢性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25]、《急性心肌梗死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61]。在临床实践中,医生可根据患者病情和个人经验灵活调整用药,本指南不承担法律责任。
1)气滞血瘀证
治法:疏肝理气、活血通络。
处方:柴胡疏肝散合失笑散加减(出自《景岳全书》和《苏沈良方》)[62]
基本方:川芎9 g、香附9 g、赤芍9 g、枳壳9 g、柴胡6 g、陈皮6 g、五灵脂6 g、蒲黄6 g、甘草3 g。
加减:气郁日久化热、心烦易怒、口干便秘者,改用丹栀逍遥散;便秘严重者,加用当归芦荟丸疏泻郁火。
2)心脉瘀阻证
治法:行气活血、通络止痛。
处方:血府逐瘀汤加减(出自《医林改错》)[63-64]
基本方:桃仁12 g、当归9 g、红花9 g、生地黄9 g、川芎5 g、牛膝9 g、桔梗5 g、枳壳6 g、赤芍6 g、北柴胡3 g、甘草3 g。
加减:若胸部胀闷较重,气滞明显,加用沉香;若胸部疼痛较重,血瘀明显,加用失笑散。
3)痰浊闭阻证
治法:通阳散结、豁痰宣痹。
处方: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涤痰汤加减(出自《金匮要略》和《济生方》)[65-66]
基本方:瓜蒌24 g、薤白12 g、熟地黄15 g、半夏12 g、白芍9 g、当归9 g、桃仁9 g、红花6 g、川芎6 g、白酒少量。
加减:痰浊郁而化热者,用黄连温胆汤加郁金,清化痰热而理气活血;痰热兼有郁火者,加海浮石、海蛤壳、黑山栀、天竺黄、竹沥化痰火之胶结;大便干结者加桃仁、大黄。
4)气虚血瘀证
治法:益气活血、祛瘀止痛。
处方:补阳还五汤加减(出自《医林改错》)[67]
基本方:黄芪60 g、赤芍15 g、当归20 g、川芎12 g、地龙12 g、红花12 g、桃仁12 g。
加减:合并阴虚者,可加用人参养荣汤或生脉散;若胸部疼痛剧烈,为瘀血甚,加用乳香、莪术、没药、三棱、延胡索、鬼箭羽、三七等。
5)气阴两虚证
治法:益气养阴、活血通脉。
处方:加味生脉散加减(出自《医学起源》)[68-69]
基本方:人参15 g、黄芪12 g、麦冬15 g、五味子6 g、当归30 g、红花8 g、赤芍10 g、桃仁10 g、麦冬9 g、桃仁9 g、甘草6 g。
加减:心悸明显者,加用天王补心丹;阴不敛阳、虚火内扰心神、舌尖红少津者,加用酸枣仁汤;胸痛明显者,加用乌头赤石脂丸。
6)心肾阳虚证
治法:益气温阳、活血通脉。
处方:参附汤合右归饮加减(出自《重订严氏济生方》和《景岳全书》)[70-71]
基本方:人参15 g、肉桂10 g、附子12 g、熟地12 g、仙灵脾9 g、山萸肉12 g、补骨脂6 g、炙甘草6 g。
加减:阳虚欲脱者,用四逆加人参汤;若肾阳虚衰,不能制水,导致水饮上凌心肺,症见水肿、喘促者,用真武汤合五苓散加减。

2.6.2 针灸疗法

针灸疗法是中国传统医疗方法之一。对于心脏疾病患者,特定穴位的针灸治疗能够显著改善心律失常症状,改善心肌缺血情况,降低血脂水平,改善血液流变学,减少心脏疾病患者胸痛持续时间并减轻胸痛程度[72]。临床实践中根据患者阴阳虚实进行灵活补泻,针灸疗法对冠心病[73]、心律失常[74]、心绞痛[75]都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其中常用穴位包括内关穴[76-78]、神门穴[79-80]、郄门穴[81]、膻中穴[82-83]、心俞穴和厥阴俞穴[84]等。

2.6.3 穴位贴敷

穴位贴敷是指将中药或其提取物制成贴剂,然后贴敷于人体特定的穴位上,利用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作用和中药药理作用这两重作用治疗疾病,对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有显著的治疗效果[85-86]。穴位贴敷常用的贴敷穴位为内关穴、心俞穴、膻中穴、太冲穴等[87-88]

2.6.4 推拿疗法

推拿疗法能够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改善心脏和血管功能,舒缓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可用于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等心脏疾病患者的康复治疗[89-91]

2.6.5 功法导引

中医导引具有调身、调息和调心三大作用,经常锻炼能够“引体令柔,导气令和”,调畅脏腑气血,改善机体阴阳失衡状态,达到驱除疾病的功效[92]。在心脏康复中,易筋经、太极拳、五禽戏导引术已被证实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心脏功能和有氧运动能力,且可有效缓解抑郁、焦虑情绪[93-95]

References

[1]
GBD 2019 Risk Factors Collaborators. Global burden of 87 risk factors in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90-2019: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J]. Lancet, 2020, 396(10258): 1223-1249.
[2]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编写组.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概要[J]. 中国循环杂志, 2023, 38(6): 583-612.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22: 279-283.
[4]
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 中国心脏康复与二级预防指南(2018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8: 3-4.
[5]
Tessler J, Bordoni B. Cardiac rehabilitation[M]. Treasure Island, FL: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3: 1.
[6]
Baman JR, Sekhon S, Maganti K. Cardiac rehabilitation[J]. JAMA, 2021, 326(4): 366.
[7]
Shephard RJ. A half-century of evidence-based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 historical review[J]. Clin J Sport Med, 2022, 32(1): e96-e103.
[8]
White PD, Mallory GK, Salcedo-Salgar J. The speed of healing of myocardial infarcts[J]. Trans Am Clin Climatol Assoc, 1936, 52: 97-104.1.
[9]
Thomas RJ, Balady G, Banka G, et al. 2018 ACC/AHA clinical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measures for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Performance Measures[J]. J Am Coll Cardiol, 2018, 71(16): 1814-1837.
[10]
Pelliccia A, Sharma S, Gati S, et al. 2020 ESC Guidelines on sports cardiology and exercise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J]. Eur Heart J, 2021, 42(1):17-96. Erratum in: Eur Heart J, 2021, 42(5): 548-549.
[11]
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心房颤动患者心脏康复中国专家共识[J]. 中华内科杂志, 2021, 60(2): 106-116.
[12]
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 等. 冠心病心脏康复基层指南(2020年)[J].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21, 20(2): 150-165.
[13]
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脏介入治疗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介入心脏病学专业委员会.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后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专家共识[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22, 37(11): 1517-1528.
[14]
何贵新, 肖婷, 申永艳, 等. 基于中医“气”理论辨谈心病[J]. 辽宁中医杂志, 2021, 48(5): 64-67.
[15]
钟霞, 焦华琛, 李运伦. 伏痰理论在心系疾病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 山东中医杂志, 2021, 40(6): 648-653.
[16]
王青, 刘彦汶, 宋庆桥. 仝小林教授以“脏腑风湿”理论论治风湿性心脏病[J]. 环球中医药, 2019, 12(8): 1221-1223.
[17]
刘畅, 王凤荣. 中医心病与痰瘀毒[J]. 河南中医, 2014, 34(5): 830-831.
[18]
张伯礼, 薛博瑜. 中医内科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88-94.
[19]
杜雪翠, 李运伦, 杨传华. 心悸(室性心律失常)中医证候研究进展[J].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2012, 10(10): 1242-1244.
[20]
牛琳琳. 心律失常发病特点与中医证候相关性临床探析[J].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5(20): 19-20; 22.
[21]
程伟, 邓悦, 陈少军, 等. 心脏神经症中医证候分布规律的研究[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8, 16(11): 152-155.
[22]
段锦龙, 姚魁武, 尚小立. 胸痹的中医证候及用药规律文献研究[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9, 14(6): 772-775.
[23]
萨尔娜, 刘子浩, 陈小青, 等. 心力衰竭中医证候要素分布规律的研究进展[J].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2021, 19(4): 586-589.
[24]
吴伟, 刘勇, 李荣, 等.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证候特点的回顾性研究[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29(5): 502-504.
[25]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 慢性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6, 36(2): 133-141.
[26]
Timmis A, Townsend N, Gale CP, et al.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cardiovascular disease statistics 2019[J]. Eur Heart J, 2020, 41(1): 12-85.
The 2019 report from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 Atlas provides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 statistics across 56 member countrie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international inequalities in disease burden and healthcare delivery together with estimates of progress towards meeting 202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targets.In this report, contemporary CVD statistics are presented for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ESC. The statistics are drawn from the ESC Atlas which is a repository of CVD data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including the WHO, th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and the World Bank. The Atlas also includes novel ESC sponsored data on human and capital infrastructure and cardiovascular healthcare delivery obtained by annual survey of the national societies of ESC member countries. Across ESC member countries,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body mass index ≥30 kg/m2) and diabetes has increased two- to three-fold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making the WHO 2025 target to halt rises in these risk factors unlikely to be achieved. More encouraging have been variable declines in hypertension, smoking,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but on current trends only the reduction in smoking from 28% to 21%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 appears sufficient for the WHO target to be achieved. The median 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of major risk factors was higher in middle-income compared with high-income ESC member countries for hypertension {23.8% [interquartile range (IQR) 22.5-23.1%] vs. 15.7% (IQR 14.5-21.1%)}, diabetes [7.7% (IQR 7.1-10.1%) vs. 5.6% (IQR 4.8-7.0%)], and among males smoking [43.8% (IQR 37.4-48.0%) vs. 26.0% (IQR 20.9-31.7%)] although among females smoking was less common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8.7% (IQR 3.0-10.8) vs. 16.7% (IQR 13.9-19.7%)]. There were associated inequalities in disease burden with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per 100 000 people due to CVD over three times as high in middle-income [7160 (IQR 5655-8115)] compared with high-income [2235 (IQR 1896-3602)] countrie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ortality was also higher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here it accounted for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potential years of life lost compared with high-income countries in both females (43% vs. 28%) and males (39% vs. 28%). Despite the inequalities in disease burden across ESC member countries, survey data from the National Cardiac Societies of the ESC showed that middle-income member countries remain severely under-resourced compared with high-income countries in terms of cardiological person-power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Under-resourcing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s associated with a severe procedural deficit compared with high-income countries in terms of coronary intervention, device implantation and cardiac surgical procedures.A seemingly inexorable rise in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and diabetes currently provide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o achieving further reductions in CVD burden across ESC member countries. Additional challenges are provided by inequalities in disease burden that now require intensification of policy initiatives in order to reduce population risk and prioritize cardiovascular healthcare delivery, particularly in the middle-income countries of the ESC where need is greatest.Published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All rights reserved. © The Author(s) 2019. For permissions, please email: journals.permissions@oup.com.
[27]
Lewington S, Clarke R, Qizilbash N, et al. Age-specific relevance of usual blood pressure to vascular mortality: a meta-analysis of individual data for one million adults in 61 prospective studies[J]. Lancet, 2002, 360(9349):1903-1913. Erratum in: Lancet, 2003, 361(9362): 1060.
The age-specific relevance of blood pressure to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is best assessed by collaborative meta-analysis of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from the separate prospective studies.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on each of one million adults with no previous vascular disease recorded at baseline in 61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ies of blood pressure and mortality. During 12.7 million person-years at risk, there were about 56000 vascular deaths (12000 stroke, 34000 ischaemic heart disease [IHD], 10000 other vascular) and 66000 other deaths at ages 40-89 years. Meta-analyses, involving "time-dependent" correction for regression dilution, related mortality during each decade of age at death to the estimated usual blood pressure at the start of that decade.Within each decade of age at death, the proportional difference in the risk of vascular death associated with a given absolute difference in usual blood pressure is about the same down to at least 115 mm Hg usual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and 75 mm Hg usual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below which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At ages 40-69 years, each difference of 20 mm Hg usual SBP (or,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ly, 10 mm Hg usual DBP)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than a twofold difference in the stroke death rate, and with twofold differences in the death rates from IHD and from other vascular causes. All of these proportional differences in vascular mortality are about half as extreme at ages 80-89 years as at ages 40-49 years, but the annual absolute differences in risk are greater in old age. The age-specific associations are similar for men and women, and for cerebral haemorrhage and cerebral ischaemia. For predicting vascular mortality from a single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 the average of SBP and DBP is slightly more informative than either alone, and pulse pressure is much less informative.Throughout middle and old age, usual blood pressure is strongly and directly related to vascular (and overall) mortality, without any evidence of a threshold down to at least 115/75 mm Hg.
[28]
Emerging Risk Factors Collaboration, Sarwar N, Gao P, et al. Diabetes mellitus, fasting blood glucose concentration, and risk of vascular disease: a collaborative meta-analysis of 102 prospective studies[J]. Lancet, 2010, 375(9733): 2215-2222.
Uncertainties persist about the magnitude of associations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fasting glucose concentration with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major stroke subtypes. We aimed to quantify these associations for a wide range of circumstances.We undertook a meta-analysis of individual records of diabetes, fasting blood glucose concentration, and other risk factors in people without initial vascular disease from studies in the Emerging Risk Factors Collaboration. We combined within-study regressions that were adjusted for age, sex, smoking,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body-mass index to calculate hazard ratios (HRs) for vascular disease.Analyses included data for 698 782 people (52 765 non-fatal or fatal vascular outcomes; 8.49 million person-years at risk) from 102 prospective studies. Adjusted HRs with diabetes were: 2.00 (95% CI 1.83-2.19)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2.27 (1.95-2.65) for ischaemic stroke; 1.56 (1.19-2.05) for haemorrhagic stroke; 1.84 (1.59-2.13) for unclassified stroke; and 1.73 (1.51-1.98) for the aggregate of other vascular deaths. HRs did not change appreciably after further adjustment for lipid, inflammatory, or renal markers. HRs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higher in women than in men, at 40-59 years than at 70 years and older, and with fatal than with non-fatal disease. At an adult population-wide prevalence of 10%, diabetes was estimated to account for 11% (10-12%) of vascular deaths. Fasting blood glucose concentration was non-linearly related to vascular risk, with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between 3.90 mmol/L and 5.59 mmol/L. Compared with fasting blood glucose concentrations of 3.90-5.59 mmol/L, HRs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1.07 (0.97-1.18) for lower than 3.90 mmol/L; 1.11 (1.04-1.18) for 5.60-6.09 mmol/L; and 1.17 (1.08-1.26) for 6.10-6.99 mmol/L. In people without a history of diabetes, information about fasting blood glucose concentration or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status did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metrics of vascular disease prediction when added to information about several conventional risk factors.Diabetes confers about a two-fold excess risk for a wide range of vascular diseases, independently from other conventional risk factors. In people without diabetes, fasting blood glucose concentration is modestly and non-linearly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vascular disease.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UK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and Pfizer.Copyright 2010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9]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流行病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 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 糖代谢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临床诊断和治疗指南[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5, 43(6): 488-506.
[30]
Neaton JD, Blackburn H, Jacobs D, et al.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and mortality findings for men screened in the Multiple Risk Factor Intervention Trial. Multiple Risk Factor Intervention Trial Research Group[J]. Arch Intern Med, 1992, 152(7): 1490-1500.
With increased efforts to lower serum cholesterol levels, it is important to quantify associations between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and causes of death other tha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for which an etiologic relationship has been established.For an average of 12 years, 350,977 men aged 35 to 57 years who had been screened for the Multiple Risk Factor Intervention Trial were followed up following a single standardized measurement of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and othe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isk factors; 21,499 deaths were identified.A strong, positive, graded relationship was evident between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measured at initial screening and death from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is relationship persisted over the 12-year follow-up period. No association was noted between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and stroke. The absence of an association overall was due to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of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with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and nonhemorrhagic stroke. For the latter, a positive, graded association with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was evident. For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cholesterol levels less than 4.14 mmol/L (less than 160 mg/dL) were associated with a twofold increase in risk. A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less than 4.14 mmol/L (less than 160 mg/dL)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death from cancer of the liver and pancreas; digestive diseases, particularly hepatic cirrhosis; suicide; and alcohol dependence syndrome. In addition, significant inverse graded associ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and cancers of the lung, lymphatic, and hematopoietic systems, an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ere found of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with death from colon cancer, with accidental deaths, or with homicides. Overall, the invers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and most cancers weakened with increasing follow-up but did not disappea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olesterol level and death due to cancer of the lung and live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irrhosis, and suicide weakened little over follow-up.The association of serum cholesterol with specific causes of death varies in direction, strength, gradation, and persistence.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low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in populations and long-term follow-up of participants in clinical trials are necessary to assess whether inverse associations with noncardiovascular disease causes of death are consequences of noncardiovascular disease, whether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and noncardiovascular disease are both consequences of other factors, or whether these associations are causal.
[31]
Lanas F, Avezum A, Bautista LE, et al. Risk factors f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INTERHEART Latin American study[J]. Circulation, 2007, 115(9): 1067-1074.
Current knowledge of the impact of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in Latin America is limited.As part of the INTERHEART study, 1237 cases of first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1888 age-, sex-, and center-matched controls were enrolled from Argentina, Brazil, Colombia, Chile, Guatemala, and Mexico. History of smoking, hypertension, diabetes mellitus, diet, physical activity, alcohol consumption, psychosocial factors, anthropometry, and blood pressure were recorded. Nonfasting blood samples were analyzed for apolipoproteins A-1 and B-100.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estimate multivariate adjusted odds ratios (ORs) and their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Persistent psychosocial stress (OR, 2.81; 95% CI, 2.07 to 3.82),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OR, 2.81; 95% CI, 2.39 to 3.31), diabetes mellitus (OR, 2.59; 95% CI, 2.09 to 3.22), current smoking (OR, 2.31; 95% CI, 1.97 to 2.71), increased waist-to-hip ratio (OR for first versus third tertile, 2.49; 95% CI, 1.97 to 3.14), and increased ratio of apolipoprotein B to A-1 (OR for first versus third tertile, 2.31; 95% CI, 1.83 to 2.94)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Daily consumption of fruits or vegetables (OR, 0.63; 95% CI, 0.51 to 0.78) and regular exercise (OR, 0.67; 95% CI, 0.55 to 0.82) reduced the risk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bdominal obesity, abnormal lipids, and smoking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 population-attributable risks of 48.5%, 40.8%, and 38.4%, respectively. Collectively, these risk factors accounted for 88% of the population-attributable risk.Interventions aimed at decreasing behavioral risk factors,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and modifying lipids could have a large impact on the risk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ong Latin Americans.
[32]
Cholesterol Treatment Trialists’ Collaboration, Baigent C, Blackwell L,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more intensive lowering of LDL cholesterol: a meta-analysis of data from 170,000 participants in 26 randomised trials[J]. Lancet, 2010, 376(9753): 1670-1681.
Lowering of LDL cholesterol with standard statin regimens reduces the risk of occlusive vascular events in a wide range of individuals. We aimed to assess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more intensive lowering of LDL cholesterol with statin therapy.We undertook meta-analyses of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from randomised trials involving at least 1000 participants and at least 2 years' treatment duration of more versus less intensive statin regimens (five trials; 39 612 individuals; median follow-up 5·1 years) and of statin versus control (21 trials; 129 526 individuals; median follow-up 4·8 years). For each type of trial, we calculated not only the average risk reduction, but also the average risk reduction per 1·0 mmol/L LDL cholesterol reduction at 1 year after randomisation.In the trials of more versus less intensive statin therapy, the weighted mean further reduction in LDL cholesterol at 1 year was 0·51 mmol/L. Compared with less intensive regimens, more intensive regimens produced a highly significant 15% (95% CI 11-18; p<0·0001) further reduction in major vascular events, consisting of separately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coronary death or non-fatal myocardial infarction of 13% (95% CI 7-19; p<0·0001), in coronary revascularisation of 19% (95% CI 15-24; p<0·0001), and in ischaemic stroke of 16% (95% CI 5-26; p=0·005). Per 1·0 mmol/L reduction in LDL cholesterol, these further reductions in risk were similar to the proportional reductions in the trials of statin versus control. When both types of trial were combined, similar proportional reductions in major vascular events per 1·0 mmol/L LDL cholesterol reduction were found in all types of patient studied (rate ratio [RR] 0·78, 95% CI 0·76-0·80; p<0·0001), including those with LDL cholesterol lower than 2 mmol/L on the less intensive or control regimen. Across all 26 trials, all-cause mortality was reduced by 10% per 1·0 mmol/L LDL reduction (RR 0·90, 95% CI 0·87-0·93; p<0·0001), largely reflecting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deaths due to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R 0·80, 99% CI 0·74-0·87; p<0·0001) and other cardiac causes (RR 0·89, 99% CI 0·81-0·98; p=0·002), with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deaths due to stroke (RR 0·96, 95% CI 0·84-1·09; p=0·5) or other vascular causes (RR 0·98, 99% CI 0·81-1·18; p=0·8). No significant effects were observed on deaths due to cancer or other non-vascular causes (RR 0·97, 95% CI 0·92-1·03; p=0·3) or on cancer incidence (RR 1·00, 95% CI 0·96-1·04; p=0·9), even at low LDL cholesterol concentrations.Further reductions in LDL cholesterol safely produce definite further reductions in the incidence of heart attack, of revascularisation, and of ischaemic stroke, with each 1·0 mmol/L reduction reducing the annual rate of these major vascular events by just over a fifth.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any threshold within the cholesterol range studied, suggesting that reduction of LDL cholesterol by 2-3 mmol/L would reduce risk by about 40-50%.UK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European Community Biomed Programme, Australian 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and National Heart Foundation.Copyright © 2010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33]
Herdy AH, López-Jiménez F, Terzic CP, et al. South American guidelines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J]. Arq Bras Cardiol, 2014, 103(2 Suppl 1): 1-31.
[34]
Hoffman SJ, Tan C. Overview of systematic reviews on the health-related effects of government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J]. BMC Public Health, 2015, 15: 744.
Backgrou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are critical to addressing the global tobacco epidemic, a major public health problem that continues to deepen. We systematically synthesize research evide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promoted by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it entering into force. Methods: An overview of systematic reviews was prepared through systematic searches of five electronic databases, published up to March 2014. Additional reviews were retrieved from monthly updates until August 2014, consultations with tobacco control experts and a targeted search for reviews on mass media interventions. Reviews were assessed according to predefined inclusion criteria, and ratings of methodological quality were either extracted from source databases or independently scored. Results: Of 612 reviews retrieved, 45 review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14 more were identified from monthly updates, expert consultations and a targeted search, resulting in 59 included reviews summarizing over 1150 primary studies. The 38 strong and moderate quality reviews published since 2000 were prioritized in the qualitative synthesis. Protecting people from tobacco smoke was the most strongly supporte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ith smoke-free policie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smoking behaviour, secondhand smoke exposure and adverse health outcomes. Raising taxes on tobacco products also consistently demonstrated reductions in smoking behaviour. Tobacco product packaging interventions and anti-tobacco mass media campaigns may decrease smoking behaviour, with the latter likely an important part of larger multicomponent programs. Financial interventions for smoking cessation are most effective when targeted at smokers to reduce the cost of cessation products, but incentivizing quitting may be effective as well. Although the findings for bans on tobacco advertising were inconclusive, other evidence suggests they remain an important intervention. Conclusion: Whe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tobacco control programs, governments should prioritize smoking bans and price increases of tobacco products followed by other interventions. Additional studies are needed on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can influence a policy's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such as cost, local context, political barrier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35]
Brien SE, Ronksley PE, Turner BJ, et al. Effe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biological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interventional studies[J]. BMJ, 2011, 342: d636.
[36]
Butler T, Kerley CP, Altieri N, et al. Optimum nutritional strategies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BACPR)[J]. Heart, 2020, 106(10): 724-731.
Nutrition has a central role in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yet only relatively recently has food been regarded as a treatment, rather than as an adjunct to established medical and pharmacotherapy. As a field of research, nutrition science is constantly evolving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patients and practitioners to ascertain best practice. This is compounded further by the inherent difficulties in performing double-blin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This paper covers dietary pattern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cluding the Mediterranean Diet but also low-carbohydrate diets and the potential issues encountered with their implementation. We suggest there must be a refocus away from macronutrients and consideration of whole foods when advising individuals. This approach is fundamental to practice, as clinical guidelines have focused on macronutrients without necessarily considering their source, and ultimately people consume foods containing multiple nutrients. The inclusion of food-based recommendations aids the practitioner to help the patient make genuine and meaningful changes in their diet. We advocate that the cardioprotective diet constructed around the traditional Mediterranean eating pattern (based around vegetables and fruits, nuts, legumes, and unrefined cereals, with modest amounts of fish and shellfish, and fermented dairy products) is still important. However, there are other approaches that can be tried, including low-carbohydrate diets. We encourage practitioners to adopt a flexible dietary approach, being mindful of patient preferences and other comorbidities that may necessitate deviations away from established advice, and advocate for more dietitians in this field to guide the multi-professional team.© Author(s) (or their employer(s)) 2020. Re-use permitted under CC BY-NC. No commercial re-use. See rights and permissions. Published by BMJ.
[37]
Smarż K, Jaxa-Chamiec T, Bednarczyk T, et al. Electrocardiographic exercise testing in adults: performance and interpretation. An expert opinion of the Polish Cardiac Society Working Group o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nd Exercise Physiology[J]. Kardiol Pol, 2019, 77(3): 399-408.
Electrocardiographic (ECG) exercise stress test has been a major diagnostic test in cardiology for several decades. Ongo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at have led to a wide use of imaging techniques and development of new guidelines have called for a revised and updated approach to the techniqu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G exercise testing. The present document outlines an expert opinion of the Polish Cardiac Society Working Group o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nd Exercise Physiology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ECG exercise testing in adults. We discusse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nd necessary equipment for the exercise testing laboratory as well as healthcare personnel competencies necessary to supervise ECG exercise testing and fully interpret test findings. Broad indications for ECG exercise testing include diagnostic assessment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including pre-test probability of CAD, evaluation of functional disease severity and risk strati- 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established CAD, assessment of response to treatment, evaluation of exercise-related symptoms and exercise capacity, patient evaluation before exercise training/cardiac rehabilitation, and risk stratification prior to non-cardiac surgery. ECG exercise testing is safe if indications and contraindications are observed, testing is appropriately monitored, and indications for test termination are clearly established. The exercise protocol should be adjusted to the expected exercise capacity of a patient so as to limit the duration of exercise to 8-12 min. Clinical, haemodynamic, and ECG response to exercise is evaluated during the test. The test report sh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xercise protocol used, reason for test termination, perceived exertion, presence/severity of anginal symptoms, peak exercise capacity or tolerated workload in relation to the predicted exercise capacity, heart rate response, and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ST-T changes. The test report should conclude with a summary including clinical and ECG assessment.
[38]
Mezzani A.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 basics of methodology and measurements[J]. Ann Am Thorac Soc, 2017, 14(Suppl 1): S3-S11.
[39]
Bellet RN, Adams L, Morris NR. The 6-minute walk test in outpatient cardiac rehabilitation: validity, reliability and responsiveness—a systematic review[J]. Physiotherapy, 2012, 98(4): 277-286.
[40]
Eifert GH, Thompson RN, Zvolensky MJ, et al. The cardiac anxiety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ity[J]. Behav Res Ther, 2000, 38(10): 1039-1053.
Heart-focused anxiety (HFA) is the fear of cardiac-related stimuli and sensations because of their perceived negative consequences. Although HFA is common to a wide variety of persons who experience chest pain and distress, it often is unrecognized and misdiagnosed, particularly in cardiology and emergency room patients without and with heart disease.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this article report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Cardiac Anxiety Questionnaire (CAQ) designed to measure HFA. In Study 1, 188 cardiology patients completed the CAQ. Item and factor analyses indicated a three-factor solution pertaining to heart-related fear, avoidance, and attention.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18-item CAQ revealed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the total and subscale scores. In Study 2, 42 patients completed the CAQ and several other anxiety-related questionnaires to assess its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properties. Although preliminary validity results are promising, further psychometric study is necessary to cross-validate the CAQ, examine its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d confirm the stability of the factor structure. Taken together, the CAQ appears to assess HFA, and may therefore be a useful instrument for identifying patients with elevated HFA without and with heart disease.
[41]
顾俊, 甘窈. 心血管神经症患者心脏焦虑问卷的临床应用[J]. 中国现代医生, 2009, 47(27): 4-5; 22.
[42]
Dalal HM, Doherty P, Taylor RS. Cardiac rehabilitation[J]. BMJ, 2015, 351: h5000.
[43]
Hambrecht R, Adams V, Erbs S, et al.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improves endothel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by increasing phosphorylation of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J]. Circulation, 2003, 107(25): 3152-3158.
In stabl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exercise training has well-documented positive effects on arterial endothelial function. NO derived from endothelial NO synthase (eNOS) is regarded as a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atherosclerosi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training on the endothelial function in relation to the expression of eNOS and Akt-dependent eNOS phosphorylation in the left internal mammary artery (LIMA) of patients with stable CAD.In 17 training patients (T) and 18 control patients (C), endothelium-dependent vasodilation and average peak flow velocity (APV) in response to acetylcholine were measured invasively at study beginning and after 4 weeks in the LIMA. In LIMA tissue sampled during bypass surgery, eNOS expression and content of pospho-eNOS-Ser1177, Akt, and phospho-Akt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and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fter exercise training, LIMA APV in response to acetylcholine was increased by 56+/-8% (from +48+/-8% at beginning to +104+/-11% after 4 weeks, P<0.001). Patients in T had a 2-fold higher eNOS protein expression (T 1.0+/-0.7 versus C 0.5+/-0.3 arbitrary units, P<0.05) and 4-fold higher eNOS Ser1177-phosphorylation levels in LIMA-endothelium (1.2+/-0.9 versus 0.3+/-0.2 arbitrary units, P<0.01). A linear correlation was confirmed between Akt phosphorylation and phospho-eNOS levels (R=0.80, P<0.05) and between phospho-eNOS and Delta APV (R=0.59, P<0.05).Exercise training in stable CAD leads to an improved agonist-mediated endothelium-dependent vasodilatory capacity. The change in acetylcholine-induced vasodilatat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a shear stress-induced/Akt-dependent phosphorylation of eNOS on Ser1177.
[44]
Fleenor BS, Marshall KD, Durrant JR, et al. Arterial stiffening with ageing is associated with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l-related changes in adventitial collagen: reversal by aerobic exercise[J]. J Physiol, 2010, 588(Pt 20): 3971-3982.
[45]
Momma H, Niu K, Kobayashi Y, et al. Skin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 accumulation and muscle strength among adult men[J]. Eur J Appl Physiol, 2011, 111(7): 1545-1552.
Aging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skeletal muscle function. Increased levels of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 in skeletal muscle tissue are observed with advancing age and in diabetes. Although serum AGE level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grip strength in elderly people, it is unknown whether this association is present in adult males.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ccumulation in tissue and muscle strength and power among Japanese adult men. Skin autofluorescence (AF) (a noninvasive method for measuring tissue AGEs), grip strength (n = 232), and leg extension power (n = 138) were measured in Japanese adult men [median (interquartile range) age, 46.0 (37.0, 56.0) years]. After adjustment for potential confounders, the adjusted means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for grip strength across the tertiles of skin AF were 44.5 (43.2, 45.9) kg for the lowest tertile, 42.0 (40.6, 43.3) kg for the middle tertile, and 41.7 (40.3, 43.1) kg for the highest tertile (P for trend < 0.01). Moreover, the adjusted geometric means (95% CI) of leg extension power across the tertiles of skin AF were 17.8 (16.6, 19.1) W/kg for the lowest tertile, 17.5 (16.4, 18.7) W/kg for the middle tertile, and 16.0 (14.9, 17.1) W/kg for the highest tertile (P for trend = 0.04). Among Japanese adult men, participants with higher skin AF had lower muscle strength and power, indicati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ccumulation and muscle strength and power. A long-term prospective study is required to clarify the causality.
[46]
Laughlin MH, Oltman CL, Bowles DK. Exercise training-induced adaptations in the coronary circulation[J]. Med Sci Sports Exerc, 1998, 30(3): 352-360.
[47]
Moreira JB, Bechara LR, Bozi LH, et al. High- versus moderate-intensity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effects on skeletal muscle of infarcted rats[J]. J Appl Physiol (1985), 2013, 114(8): 1029-1041.
[48]
Tanaka H, Dinenno FA, Monahan KD, et al. Aging, habitual exercise, and dynamic arterial compliance[J]. Circulation, 2000, 102(11): 1270-1275.
A reduction in compliance of the large-sized cardiothoracic (central) arteries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ith advancing age.We determined the role of habitual exercise on the age-related decrease in central arterial compliance by using both cross-sectional and interventional approaches. First, we studied 151 healthy men aged 18 to 77 years: 54 were sedentary, 45 were recreationally active, and 53 were endurance exercise-trained. Central arterial compliance (simultaneous B-mode ultrasound and arterial applanation tonometry on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was lower (P:<0.05)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men than in young men in all 3 group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sedentary and recreationally active men at any age. However, arterial compliance in the endurance-trained middle-aged and older men was 20% to 35% higher than in the 2 less active groups (P:<0.01). As such,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central arterial compliance were smaller in the endurance-trained men than in the sedentary and recreationally active men. Second, we studied 20 middle-aged and older (53+/-2 years) sedentary healthy men before and after a 3-month aerobic exercise intervention (primarily walking). Regular exercise increased central arterial compliance (P:<0.01) to level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middle-aged and older endurance-trained men. These effects were independent of changes in body mass, adiposity,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or maximal oxygen consumption.Regular aerobic-endurance exercise attenuates age-related reductions in central arterial compliance and restores levels in previously sedentary healthy middle-aged and older men. This may be one mechanism by which habitual exercise lowers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his population.
[49]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rdiovascular an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Guidelines for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programs[M]. 4th ed.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Publishers, Inc., 2004: 17-20.
[50]
Losnegard T, Skarli S, Hansen J, et al. Is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a valuable tool for monitoring exercise intensity during steady-state conditions in elite endurance athletes?[J]. Int J Sports Physiol Perform, 2021, 16(11): 1589-1595.
[51]
中国医院协会心脏康复管理专业委员会. 心脏康复分级诊疗中国专家共识[J].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 2022, 30(8): 561-572.
[52]
Gordon NF, Haskell WL. Comprehensiv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reduction in a cardiac rehabilitation setting[J]. Am J Cardiol, 1997, 80(8B): 69H-73 H.
Cardiac rehabilitation combines prescriptive exercise training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risk factor modi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established CAD. As such, cardiac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are ideally positioned to assume a pivotal role in the rendering of many components of comprehensiv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reduction in a secondary prevention setting. However, the extent to which traditional cardiac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can successfully accomplish this goal is limited by low participation rates, inadequate emphasis on many of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secondary prevention, and lack of long-term follow-up of patients. To overcome these deficiencies, cardiac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should evolve into cardiovascular risk reduction programs by implementing approaches that have been shown to be effective in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In this manuscript we describe one such approach, based on the Stanford Coronary Risk Intervention Project, which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 1,000 patients. Key components of this physician-supervised, nurse case-manager model include: (1) initial evalu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2)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goals for each CAD risk factor; (3)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plan that includes lifestyle modification and pharmacologic interventions for accomplishing specific risk reduction goals; (4) long-term follow-up to enhance compliance and revise the treatment plan as indicated; and (5) a mechanism for outcomes based long-term assessment of each patient.
[53]
Perone F, Bernardi M, Redheuil A, et al. Role of cardiovascular imaging in risk assessment: recent advances, gaps in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J]. J Clin Med, 2023, 12(17): 5563.
[54]
Casey A, Chang BH, Huddleston J, et al. A model for integrating a mind/body approach to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utcomes and correlators[J]. J Cardiopulm Rehabil Prev, 2009, 29(4): 230-238.
[55]
Griffiths K, Camic PM, Hutton JM. Participant experiences of a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group for cardiac rehabilitation[J]. J Health Psychol, 2009, 14(5): 675-681.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growth of interest in mindfulness-based psychotherapeutic approaches across a range of medical problems. Cardiac rehabilitation patients often suffer from stress, worry,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ll of which can lead to poor prognosis and worsening of cardiac symptoms. Using 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 of participant experiences, this study reports on the first known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group adapted for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nalysis identified the development of awareness, commitment, within group experiences, relating to the material and acceptance as central experiential themes. The use of the approach was supported for this population.
[56]
Blumenthal JA, Babyak MA, Hinderliter A, et al. Effects of the DASH diet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exercise and weight loss on blood pressure and cardiovascular biomarkers in men and women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 the ENCORE study[J]. Arch Intern Med, 2010, 170(2): 126-135.
Although the DASH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diet has been shown to lower blood pressure (BP) in short-term feeding studies, it has not been shown to lower BP among free-living individuals, nor has it been shown to alter cardiovascular biomarkers of risk.To compare the DASH diet alone or combined with a weight management program with usual diet controls among participants with prehypertension or stage 1 hypertension (systolic BP, 130-159 mm Hg; or diastolic BP, 85-99 mm Hg).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a tertiary care medical center with assessments at baseline and 4 months. Enrollment began October 29, 2003, and ended July 28, 2008.Overweight or obese, unmedicated outpatients with high BP (N = 144).Usual diet controls, DASH diet alone, and DASH diet plus weight management.The main outcome measure is BP measured in the clinic and by ambulatory BP monitoring. Secondary outcomes included pulse wave velocity, flow-mediated dilation of the brachial artery, baroreflex sensitivity, and left ventricular mass.Clinic-measured BP was reduced by 16.1/9.9 mm Hg (DASH plus weight management); 11.2/7.5 mm (DASH alone); and 3.4/3.8 mm (usual diet controls) (P <.001). A similar pattern was observed for ambulatory BP (P <.05). Greater improvement was noted for DASH plus weight management compared with DASH alone for pulse wave velocity, baroreflex sensitivity, and left ventricular mass (all P <.05).For overweight or obese persons with above-normal BP, the addition of exercise and weight loss to the DASH diet resulted in even larger BP reductions, greater improvements in vascular and autonomic function, and reduced left ventricular mass.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0571844.
[57]
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中医诊疗专家共识[J]. 中医杂志, 2018, 59(5): 447-450.
[58]
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中医诊疗指南[J]. 中医杂志, 2019, 60(21): 1880-1890.
[59]
张敏州, 丁邦晗, 林谦. 急性心肌梗死中医临床诊疗指南[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7): 4119-4127.
[60]
冠心病中医临床研究联盟,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心病分会, 等. 慢性心力衰竭中医诊疗专家共识[J]. 中医杂志, 2014, 55(14): 1258-1260.
[61]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 等. 急性心肌梗死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8, 38(3): 272-284.
[62]
高颖. 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女性绝经后冠心病(气滞血瘀型)的临床观察[J]. 中国民间疗法, 2019, 27(9): 50-51.
[63]
张明慧. 探讨血府逐瘀汤治疗气滞血瘀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J]. 中医临床研究, 2020, 12(23): 38-40.
[64]
刘敏, 杨晨曦, 鹿暖, 等. 血府逐瘀汤治疗稳定型心绞痛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J]. 辽宁中医杂志, 2016, 43(9): 1821-1825.
[65]
杨喜华. 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涤痰汤治疗痰浊闭阻型心绞痛临床观察[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2, 20(16): 94-96.
[66]
刘广荣. 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涤痰汤加减辅治痰浊闭阻型胸痹心痛疗效观察[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22, 38(4): 561-562.
[67]
乔利杰, 李彬, 彭广操, 等. 益气活血方及其拆方治疗冠心病心力衰竭气虚血瘀证的双盲随机对照试验[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3, 38(2): 881-886.
[68]
王佳媚, 杨同堂. 生脉散合血府逐瘀汤治疗冠心病气阴两虚血瘀证效果观察[J].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 2019, 7(17): 149; 152.
[69]
杨燕冰, 张晓天, 蒋海平, 等. 黄芪生脉散加减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气阴两虚型)临床研究[J]. 四川中医, 2022, 40(5): 92-95.
[70]
贾祥胜. 参附汤合右归饮治疗心肾阳虚型慢性心衰病临床观察[J]. 光明中医, 2019, 34(6): 894-895.
[71]
王娥. 参附汤合右归饮治疗心肾阳虚型慢性心衰病的疗效分析[J]. 中国医药指南, 2018, 16(21): 176.
[72]
马育轩, 王艳丽, 潘军英, 等. 针刺治疗冠心病研究进展[J]. 针灸临床杂志, 2018, 34(10): 85-90.
[73]
孙阳, 朱明军, 韩喧, 等. 针灸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有效性的Meta分析[J]. 中医临床研究, 2019, 11(20): 139-141.
[74]
赵飞, 王宁. 针灸治疗频发室性早搏78例临床疗效观察[J]. 中国医药指南, 2018, 16(9): 185.
[75]
肖梓潍, 何娅娜. 针灸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的Meta分析[J]. 中医临床研究, 2022, 14(15): 79-82.
[76]
张安东. 针刺内关穴为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分析[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6, 16(82): 195.
[77]
吴滨. 针刺内关穴为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研究[J]. 中医临床研究, 2015, 7(5): 50-51.
[78]
刁利红. 针刺内关穴为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观察[J]. 辽宁中医杂志, 2003, 30(8): 667-668.
[79]
林冬群, 林宇, 胡佳心, 等. 电针内关、神门穴对冠心病冠脉旁路移植术后心功能的影响[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9, 18(19): 2241-2242.
[80]
陈俊琦, 廖韩波, 王娇, 等. 针刺神门穴与非穴对心率及心率变异性影响的比较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1, 17(11): 1248-1249; 1263.
[81]
刘芙君, 陈黎明, 王勇. 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后电针刺激双侧内关穴、郄门穴预防支架内再狭窄效果观察[J]. 山东医药, 2022, 62(35): 75-77.
[82]
刘海永, 赵金荣, 张瑾, 等. 长针平刺内关穴结合毫火针针刺膻中、鸠尾等穴治疗室性心律失常的临床研究[J]. 河北中医药学报, 2021, 36(4): 49-52.
[83]
王玉梅, 王秋云, 马志英. 穴位按压终止心绞痛急性发作48例[J]. 中国针灸, 2010, 30(2): 155-156.
[84]
刘鹏, 王强, 陈志. 心俞、厥阴俞烧山火治疗心阳不振型早搏疗效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 2014, 33(11): 1008-1010.
[85]
姬文慧, 华宇, 陆军, 等. 吴茱萸贴敷太冲穴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血压的影响[J]. 上海医药, 2022, 43(12): 26-28; 46.
[86]
廖英英, 陈珍珍, 陈雪丹. 穴位贴敷联合常规护理治疗冠心病临床研究[J]. 新中医, 2020, 52(23): 168-170.
[87]
徐连登, 张宇霞, 郑艳华. 内关、心俞贴敷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疗效观察[J]. 中国针灸, 2010, 30(3): 192-194.
[88]
高社光, 康日新, 高莉, 等. 麝香通痹膏穴位贴敷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130例[J]. 河北中医, 1999, 21(3): 136.
[89]
Peng S, Ying B, Chen Y, et al. Effects of massage on the anxiety of patients receiv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J]. Psychiatr Danub, 2015, 27(1): 44-49.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assage on the state anxiety of patients receiv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minimum allocation of imbalance index for comparability, a total of 117 cases that were ready to receive PCI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9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58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ereas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massage intervention. The state anxiety,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Massage treatments reduced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nd level of anxiety of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before PCI. The post-intervention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and pain score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Health professiona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strengthe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ffects of reasonable care intervention mode under PCI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patients, as well as improve their medical care satisfaction.
[90]
Mei L, Miao X, Chen H, et al.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hand massage on anxiety among patients awaiting coronary angiograph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 Cardiovasc Nurs, 2017, 32(2): 196-203.
Anxiety is the most common negative emotion among the patients awaiting coronary angiography. The increased anxiety may exacerbat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ymptoms and possibly contribute to complications during the procedure. Chinese hand massage is a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that has been used in several clinical situations in China and might have beneficial effects on reducing anxiety before coronary angiography.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Chinese hand massage care on anxiety among patients awaiting coronary angiography.One hundred eighty-five subjects awaiting coronary angiography in a single hospital in Fuzhou, China, between May 2012 and September 2012 were screened. One hundred eligible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he control or Chinese hand massage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conventional therapies and care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and those in the Chinese hand massage group received additional Chinese hand massage car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ame conventional therapies and care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anxiety scores (evaluated by using the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heart rate, blood pressure, quality of life (Short-Form Health Survey), and the adverse events were recorded at the baseline and after coronary angiography, respectively.The scores of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in the Chinese hand massage group (11.78 [SD, 2.9]) ha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creas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5.96 [SD, 3.4]) at post-procedure (P <.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and Short-Form Health Survey at postangiography between the Chinese hand massag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No adverse event was reported during the intervention period.Chinese hand massag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anxiety without any adverse effects among patients awaiting coronary angiography. Therefore, it might be recommended as a nonpharmac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However, future study with a larger sample size is needed to further confirm the efficacy of Chinese hand massage intervention.
[91]
张燕, 黄昌男, 白雪娇, 等. 通阳散结推拿法对冠心病患者心功能影响的研究[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9, 19(97): 193-194.
[92]
程志立, 赵明宇, 曹向阳, 等. 中医养生与导引行气[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1): 49-52.
[93]
Luo C, Wen J, Sun W, et al.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xercise o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study protocol for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J]. BMJ Open, 2019, 9(2): e023096.
[94]
Li XX, Fan ZJ, Cui J, et al.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f Baduanjin exercise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CI: a protocol for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Medicine (Baltimore), 2021, 100(15): e25501.
[95]
Liu T, Chan AW, Liu YH, et al. Effects of Tai Chi-based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n aerobic endurance, psychosocial well-being, and cardiovascular risk reduction among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Eur J Cardiovasc Nurs, 2018, 17(4): 368-383.
PDF(1438 KB)

85

Accesses

0

Citation

Detail

Sections
Recommended

/